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来访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两人开场就气氛紧张：邓小平笑着说，他认识好几个英国首相，但现在认识的那些人都已经下台了，欢迎她来访；而撒切尔则以条件交换的口吻表示，如果中国同意英国在1997年之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要求。
邓小平在谈话中表现得十分坚定。他引用并改写了毛主席的话，指出大国常以强硬自居，不轻讲道理，唯有实力才能让对方重视。历史案例让他的观点更有力量：1956年英法出兵塞得港、1982年英国收复马岛，都是用武力维护自身利益的例子——这些事实说明，国际关系不是单靠讲理就能解决的，实力和决心同样重要。
展开剩余84%在会谈中，撒切尔夫人的态度一再强硬，甚至威胁称若中国收回香港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邓小平没有被吓倒，他直言：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期内香港出现严重动乱，中国政府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如果宣布收回会带来“灾难”，那中国也必须有勇气面对这样的后果并作出决定。这里所说“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在外交语言里已是明确的警告——如果英国一意孤行，中国不排除使用武力的选项。
邓小平的谈话沉稳而有力，使得撒切尔夫人不得不一步步让步，最终同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香港问题。中英双方在1983年7月正式开始谈判。
不过，1982年9月的这场会谈也触动了市场情绪，成为随后一年中港元动荡的导火索。谈判中双方立场分歧明显，西方一些反华舆论借机渲染香港前景，投资者恐慌并开始撤资，金融市场出现抛售和投机做空，港元在1982年9月至1983年9月之间一度贬值近三分之一。1983年9月24日，香港甚至发生了抢购潮，民众担心商家不收港币，纷纷囤货。英国政府虽然投入资金救市并推行联系汇率制度，但当时英国自身经济尚未完全恢复，救市成效有限。
邓小平注意到，香港与国际市场高度相连，正因其开放性，外部势力可以在这里制造影响和动荡。中国当时面临复杂的战略环境：北方有与苏联的对峙，南部边境仍有冲突隐患，对外关系在某些方向上也并不稳定。若外力插手香港问题，后果难以预测。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为香港回归做准备。
1984年7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相杰弗里·豪时提出五点要求：一是港英当局应控制港币发行，维护汇率稳定；二是香港出让土地的收入应被用于本地建设和开发，而不能被挪作他用；三是维持现有公务人员的编制与薪酬、退休金，以避免对未来特别行政区政府造成负担；四是不要在过渡期内扶植一套将来强加给香港的统治班子；五是劝导有关方面不要带头转移资金，以免再现大规模资本外逃。邓小平的这些要求既是维护主权，也是为了防止外部势力借制度漏洞影响香港的稳定。
豪外相表示，英方承认中国对香港恢复主权后有驻军权，但仍希望中方不要在香港驻军。对此邓小平直截了当地反驳：既然是中国领土，就应有驻军的权利，这是主权的体现。双方的博弈表明，香港问题已经不仅是地区事务，更牵涉到国家主权与安全。
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国庆阅兵，展示了越来越强的军事实力。这一展示也让国际观察者意识到中国解决重大外交问题时背后有强劲的实力支撑。阅兵三日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京的港澳同胞观礼团，鼓励港人共同维护祖国和香港的繁荣稳定。他明确表示，对香港的过渡有信心：从当下到1997年会有序过渡，1997年之后的五十年也会稳定，但同时警告不要低估外部破坏力量；若发生动乱，中央政府会介入，而且这种由乱向治的干预是必要且应该欢迎的。
为确保平稳回归，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就着手部署三项重要工作：一是逐步建立由中国人参与并熟悉香港事务的行政管理机构，避免1997年出现陌生班子仓促接管；二是建立一套适用于香港的法律体系，使行政和司法有据可循；三是组建驻港部队，以实际驻防来体现主权并震慑可能的破坏分子。1985年4月，全国人大成立了起草《香港基本法》的委员会，集合了香港工商及文化界的代表，共同参与起草工作。《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构想为法律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基本框架。
到1993年初，驻港部队开始组建，历经数年成为一支包含陆海空要素的军级编制，直接隶属中央，起到了维护主权和稳定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在多次部署中反复强调：对香港问题一点都不能软弱，必须既准备好和平交接的方案，也准备好在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两国政府领导人和一百多位来自香港的爱国人士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香港回归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口号，而在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政治决心。正是有了坚实的实力与明确的底线思维，中国才能以尽量和平与稳定的方式实现对香港的收回，最终保证了这颗东方明珠归回国人手中，并在过渡期内尽可能减少动荡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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